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5年，但全球经济仍然没有完全从衰退中走出来。就美国来说，失业率仍然保持接近8%的高位，2012年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已超过一万亿美元，一方面是政府面临财政悬崖的风险，另一方面三轮的量化宽松也并没有带来实体经济的迅速回暖。在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下，人们理所当然地把目光转向了二十世纪末的克林顿时代。在1993年到2001年克林顿当政时期，美国的失业率从1993年初的7.3%下降到了2001年初的4.2%；1993年美国财政赤字占到GDP总量3.8%，而到了1998年这一比例就变成了财政盈余占GDP的0.8%；不仅如此，1993年到2001年间美国通货膨胀率保持在1～2%的良性通胀区间内，始终践行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而更为重要的是，克林顿时代的精髓是对市场机制以及微观私人经济主体性的尊重和秉承。通过为私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和宏观环境，最大程度的发挥私人经济的自主创新和竞争精神，从而获得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美国新经济。与此相对应的，是通过政府赤字下降和稳定货币政策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干预，用无形的市场之手代替政府的有形之手。可以说，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繁荣是市场机制的胜利，政府始终只是市场的守夜人，而永远不应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和资源配置。

但是，如果我们讨论克林顿时期的经济繁荣，则不得不提到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里根新政。因为克林顿时期的美国新经济正是里根新政在九十年代经济政策上的延续和私人经济的继续发展。那么，什么又是里根新政呢？我们知道，里根的美国总统任期是从1981年到1989年，几乎整个八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和里根政府密不可分。而在里根执政初期，其接过的美国经济丝毫不逊色于奥巴马接过的烂摊子。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经济已经被凯恩斯主义统治了四十余年。经过长期的需求管理，美国经济拥有一个庞大的政府，并随时遭受其看似合理的管制和调控。可是，长期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经济表现，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同时上升的滞胀情况。1981年初的美国失业率高达7.5%，而同年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9.37%的高位。尽管如此，战后开始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丝毫也没有减弱，从1950年到1981年的32年间，美国有财政赤字的年份竟达到了28个。而里根政府在八十年代的上台，正寄托着美国经济对改变的渴望，一如08年金融危机后的奥巴马政府。但事实上，与奥巴马政府不同，里根在其总统任期的八年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最大限度让政府退出对私人经济的干预。在1981年里根总统的就职演说中他强调，“在当前的危机下，政府并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而正是问题本身。”具体来说，首先，政府需要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来维持物价的稳定，给予私人微观经济主体以正确的价格信号，进而进行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与此对应，政府应该退出对价格领域的管制，因为这种管制既扭曲了资源配置，又无法真正抑制通货膨胀。事实上，里根政府成功的降低了美国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从1981年的9.37%下降到了1989年的3.76%。其次，通过对私人部门的减税来增强市场活力，进而有效提高私人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税收的降低不仅会给予私人部门更多的利润从而激发其扩大私人投资和创新的激励，而且私人部门的扩张和相互竞争会促进就业增加和微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仅如此，个人税收的降低会为社会带来勤勉工作的社会风气，真正实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在里根的第一轮任期内，美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降低了大约四分之一，而资本利得税也从28%降低到了20%。最后，政府要通过维持预算平衡来为私人部门创造最好的市场环境。良好的市场环境需要政府支出相应的管理成本，但是绝不去为对过度的市场干预买单。而减少市场干预的重要一环就是避免长期的财政赤字，因为财政赤字会引起利率的上升，进而挤出私人投资。而为了维持减税条件下的财政预算平衡，就必须消减政府不必要的开支，而这些开支就包括对官僚机构的削减和对管制的放松。里根更具有政治智慧的地方在于他利用了拉弗关于税收收入的观点，即税收收入和税率之间是倒U型的关系（拉弗曲线），税率过高和过低都会减少税收，只有通过适度的税率才能激发私人生产的活力进而提高政府税收。因此，里根开源节流的预算平衡政策却采用了降低税率扩大市场发展的方式，这一政策在今天看来也同样激动人心。可以说，里根新政通过降低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方式，有效地激发了美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从而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和九十年代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通货膨胀降低的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从1981年初的7.5%下降到1989年初的5.4%。更为重要的是，里根的施政观念和经济思想已经重塑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也因此才有了克林顿时期对里根政策的延续和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如果我们将里根新政放到全球的大背景中，实际上其只是全世界自七十年代末开始从计划转向市场的一个缩影。从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苏联的解体到香港的民主改革，权力从政府向市场的转移一直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主旋律。人们越来越发现凯恩斯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需求管理难以解决经济深层次的问题，根本无法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一方面，单纯依靠政府对需求的拉动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扩大国内生产，进而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但是却忽视了经济长期增长所依赖的生产供给能力和效率。持续对需求的拉动只会造成物价的上升，而实体经济的自然增长却无法从中得到提升。不仅如此，政府的过多干预会造成微观经济活动的扭曲，抑制私人的生产、投资以及创新的积极性，损害经济潜在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是有效的，但是一个大的政府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权力和寻租空间。事实上很少有人会抵触巨大的权力以及因此带来的个人利益，也因此，政府权力的日益增加实际上就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不断僵化和权力的滥用。只有通过市场机制及其产生的私人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才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权力在少数群体的集中，从而引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那么，既然短期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很难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又是怎样的社会体制才会带来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呢？我们说只有依靠市场的力量，通过竞争利用价格信号去有效配置资源。在政府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的条件下，让微观的私人经济主体自行决定生产、投资和创新。因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只取决于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永远依靠借债去拉动经济，但是经济中充满活力的无数个体可以通过自利的选择去提升经济整体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以及最适宜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事实上，这种自由主义的依靠供给提升的经济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亚当斯密，以及他所代表的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兴起。只是在战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人们沉溺于政府短平快的外科手术似的经济政策，而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所倚靠的无数微观经济主体。也因此，里根总统更愿意把他所施行的新政看作是美国对自身的重新发现（the Great Rediscovery），而不是由他独创的一场自由主义的革命（the Reagan Revolution）。

可是如果我们再将视角聚焦到中国，就会发现经过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带有强烈的需求管理色彩，而与尊重市场的、以微观经济主体为本的自由主义渐行渐远。

首先，我们的政府不断制定着各式各样的产业政策，既没有真正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又容易引起产能过剩、效率损失等问题。举例来说，中国政府于2011年将光伏产业列为未来的“中国先进的装备制造产业和新兴能源支柱产业”，而早在2009年就通过“金太阳工程”和“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从产业规划、电力配置、投资补贴等多方面为光伏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仅2012年中央财政对光伏产业的拨款就达到130亿元人民币。但是光伏产业的自身发展却没有得到市场的眷顾，一方面是光伏产业发电的成本高昂进而无法与传统能源相竞争，另一方面是光伏产业过度依赖欧洲市场而在欧债危机后外需不足。时至今日，光伏产业在中国已没有昔日的辉煌。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光伏企业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已经破产重组，而同为光伏明星企业的赛维在2012年裁员18000人、亏损35亿港币，因为产能过剩、成本高昂和需求不足导致的裁员与亏损弥漫在整个光伏产业圈。实际上，光伏产业的失败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行为干预的失败。政府通过自己的行政能力将资源配置到了市场认为没有效率的光伏产业，虽然暂时笼罩着绿色环保的光环，但最终结果是整个产业的凋敝和资源的浪费。如果我们回到自由主义的里根新政，产业政策是早已被否认的。政府没有办法真正有效的决定产业发展方向，只有通过私人部门的自行选择，将资源和技术投向最有效率的产业发展部门，最终促成产业的自行发展和升级。换句话说，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都应该是因为私人部门觉得有利可图，价值来源于私人部门的利益驱动，而并不来源于硬生生的政府界定。

其次，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不断通过宏观政策干预实体经济的自由发展。在当今中国，远远低于西方的政府负债水平成为中国动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重要依据。但实际上，中国巨额的财政支出实际上是建立在税收收入增加远远高于产出增长的基础之上。在过去的十年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2年的15.7%上升到2012年的22.6%，这大大加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并挤压了其利润空间。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政府刺激计划中，中央政府只承担了1.18万亿，而其余的地方政府配套投入实际上为地方政府积累了巨额的隐性债务。不仅如此，伴随着大规模政府支出的是金融部门融资向国有部门、政府项目的倾斜，而与之相对的民营、中小企业则更加难以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资金，从而被国有部门和政府支出挤出。因此，市场活力被政府的大规模支出所抑制，就业机会和利润空间都相应式微。而当市场微观主体发现实体经济无法获得利润时，大量的私人资金就会减少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而涌入资本市场，进而出现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持续攀升。最终的结果是实体经济的衰落和资本市场的泡沫，还有政府继续的大规模刺激与对资产价格的不断打压之间的恶性循环。而事实上，一味的政府支出扩张根本不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的刺激计划一度将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从2009年1季度的6.61%拉升到了2010年1季度的12.08%，但是这一增速到了2012年的第3季度就已经回落到7.4%的低水平。而如果从固定资产的投资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仍然是国有部门、以及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民营和制造业投资仍然处于低迷状态。但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措施，我们就会发现依靠市场力量的经济发展是多么的奇妙。同这次的金融危机一样，亚洲金融危机也使中国经济进入低迷时期，1998年的中国GDP增速只有7.83%。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采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而是因势利导的进行了住房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加入WTO等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微观主体的自由选择力量进而提升经济效率。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的10年间，中国的GDP增速持续而稳健地从7.62%上升到了9.63%的高水平，并同时保持低通胀。可以说，里根新政中对市场力量的尊重并进而提升潜在增长水平在中国同样出现过，只是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很难再现。

最后，对政府作用的强调会导致政府权力的强化，进而滋生政府成员的寻租活动和利益集团的产生，损害经济的长期发展。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美国，也同样存在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各种政府的开支浪费。因为政府权力对市场机制的代替本身就意味着各种寻租机会的产生和资源利用的无效率。在当前的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的各个领域都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方面，市场微观主体将本该用于创新和效率提升的资源集中运用于和政府打交道，另一方面，政府也在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不断强化自己对市场的主导地位。而这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集中体现在中国要素市场资源配置当中。就土地市场来说，城市建设用地市场完全被政府垄断，土地资源的配置不是按照市场的供求机制，而是依据行政性的划分。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对建设用地的高价出售获得大量的土地收益，而农村土地的原有所有者却只能获得很少的补偿。就金融市场来说，作为资本价格的利率基本由政府来确定。大量的金融资源以极低的成本流向国有垄断行业，进而维持国有垄断部门的高利润。而广大需要资金支持，充满创新和竞争精神的中小企业却只能从非正规金融中满足其融资需求，代价高昂而风险巨大。就劳动力市场来说，户籍制度人为的割裂了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不仅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在城市内部造成了有户籍群体和没有户籍群体之间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劳动力也无法配置到最为有效的部门和企业当中，造成了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并存局面。而中国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不仅导致了要素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权力过大导致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影响到了每个公民的自由平等发展的权利。事实上，一个只干预经济领域而不涉及其他领域的政策是不存在的，当政府通过自己的权力规定哪些人可以留在城里，哪些群体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甚至于土地收益归谁所有的时候，每个人在社会中平等自由的竞争与发展的权利又如何谈起？当我们高谈中国梦的时候，又是否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给每个人的个人发展创造了最好最平等的环境。这也同样是里根新政强调小政府的意义所在，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很难仅限于经济领域。只有缩小政府的规模，退出对私人市场的干预，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才会得以充分发挥，这既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需要，又是每个社会成员应有的权利。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从对产业政策的迷恋，到对宏观刺激政策的信奉，再到政府权力集中对市场的干预，中国的宏观经济中充斥着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一个大的政府始终凌驾于市场之上。虽然这种对经济外科手术似的刺激与修正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增长的表象，但里根新政的历史告诉我们简单的政府导向与凯恩斯主义很难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也因此，近年来经济增速的下滑才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只有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里根政府一样，通过减税和预算平衡，将政府之手从市场中抽出来，为私人部门的发展创造最良好的环境。再通过微观经济主体的自行竞争和创新，切实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绩效，并最终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我们希望里根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归也同样发生在未来的中国。史记上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们需要的正是一个沉默如桃李的政府，而她可以带来的，才是真正熙攘的集市和中国经济未来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