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五”期间，伴随着数量型刺激政策的逐渐退出和结构性调整的加快实施，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和提高城市化程度是促进就业和增长的基本措施，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和经济转型，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一、加快农民市民化速度，拉动内需

在“十二五”时期，我们必须适时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改革，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要想拉动内需最根本的措施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加快农民的市民化速度，中国未来的内需增长空间一定是在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去实现的。目前以“常住的流动人口”为主要推动力的城市化模式，只能算“半城市化”，农民工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与生活，但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基于2000年普查和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这五年城镇人口增量中的71.8%是持农业户籍进城打工的外地农民工和郊区的农业人口。人口的城市化率（城市常住人口比重）与人口的非农化率（非农业户籍人口比重）产生了较大差距且不断扩大，2007年两者相差12个百分点。因此，在“十二五”阶段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人地”挂钩机制，就是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为市民的数量，每年增加相应的用地指标给接收方城市来解决农民市民化后的社保、就业培训等问题，这些用地指标可以来自农民自身的宅基地复垦、耕地上交集体等途径。同时，作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廉租房和公租房等各项准备工作，来不断加快农民的市民化速度。

二、加大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保障民生

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是我国未来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主题，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拉动内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也会把它列为最重要的内容。但是造成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有很多，既有改革前遗留下来的制度制约，比如城乡二元结构，又有经济转轨过程中其它制度建设滞后的因素，比如国有企业、垄断行业的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基础制度改革的缓慢和滞后。

针对这些不同的形成原因，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1.提高国企分红比例，充实社保资金账户。2010年1-8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2644.7亿元，同比增长46.7%。但一直以来国企红利基本不进入社保，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只有15亿元和社会保障类支出相关。在“十二五”期间，假设每年国企有2万亿元的收入，对其征收20%的红利，那么在未来五年内投入社保的资金将达到2万亿元。这会极大地改善我国目前社保资金入不敷出的困境，加大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医疗、卫生等社保投入水平。

2. 着力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居民存款利率，防止财富缩水。2010年2月份以来，我国CPI再次超过1年期存款利率，进入了负利率时代。负利率的出现，使居民的存款蒙受损失，被转移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由于通胀对中低收入居民真实收入的打击更大，因此在“十二五”期间，适时的时机应该选择非对称加息，提高居民存款利率，不能低于当时的物价水平。

3.推进国有垄断行业改革，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目前，行业间差距已经成为收入差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面既有各行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所导致的差距，但也有一部分是利用行业的行政垄断地位而获取的。对这类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就需要加以调控，不仅要在一个符合市场竞争法则的框架内去重新制定相关的法律准则来规范收入，更重要的是要在不断深化国企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去打破这种行政垄断地位。

4.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企业等考虑减税，改善其经营环境。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升中产阶级的消费对内需扩大的促进作用。最后，就是要加快从建设型政府向提供公共服务品为主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的财政支出要更多地用于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品的均等化，并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公正的社会分配体系。

三、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快土地市场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绝大多数产品市场已经进入市场竞争阶段的同时，我国的要素市场（劳动力、土地、金融市场）改革却进展缓慢，且越来越受到日益庞大的地方政府和金融资本等利益主体的阻碍。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必须要有竞争性的要素市场形成作为重要的标志，一个残缺的充满地方利益和资本垄断的要素市场是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等重大制度转型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以土地市场为例，目前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一方面加剧了土地供需的空间失衡，城市土地供不应求，但农村大量的宅基地和耕地却处在无效利用的状态，众多小城镇的粗放型土地利用模式消耗了大量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不利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城市群的形成，要形成一个都市圈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必须要有大量人口的集聚与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导致农民缺乏进入城市的初始资本，不能分享城市化进展中的土地红利，这会阻碍劳动力进一步向大城市流动。另外，在耕地保护的红线下，农村土地指标又不能通过市场化机制置换到城市中来，制约了大都市的功能和辐射力大幅优化和提升的空间。在“十二五”发展阶段中，我们必须通过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改革，扭转城乡、区域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带来劳动收入和居民要素收入的提高，增加内需；通过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放松融资管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国内储蓄能够通过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功能转化为高效的国内投资，同时使居民通过对金融产品的投资分享到实体经济发展的红利；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产品领域的改革，取消户籍制度，全面推进城市化的发展。

四、扩大民营资本进入领域，进一步解放民营企业生产力

民营企业的发展并壮大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得到迅速进步的最重要力量，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不断完善和健全的标志。民营企业在社会财富创造、产业结构优化和就业人口吸纳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占到我国GDP总量的55%以上，吸纳城镇就业的80%以上。但民营企业的发展始终受到进入行业障碍、金融体系歧视等诸多体制政策方面的制约，以垄断行业进入为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一些垄断行业（比如汽车、钢铁等）已经对民营企业开放，但由于行政性垄断还没有完全破除，国有企业可以享受在电力、电信、铁路、航空、石油等垄断行业中的高额垄断利润，民营企业却难以进入这些行业。经过30年的发展，民营企业一直都愿意扩展投资范围，希望进入医疗、教育、金融、通讯、能源、交通等一系列在他们看来利润丰厚的部门，关键的问题是进不去，进去了也不能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十二五”规划会带来大量新的投资项目，但目前地方融资平台和土地收入增长面临瓶颈，地方政府有积极性吸引私人投资，民营企业在传统制造业部门投资动力不足，也有积极性进入其他领域的投资。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引导民营企业进入这些垄断行业和金融服务部门，建立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避免民营企业在制造部门的过度竞争和在非实体部门的泡沫式投资，不断释放民营企业的生产力，这对未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收入分配调整等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在“十二五”发展阶段，除个别产业领域外，所有产业都应向民营企业全面开放，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同时包括政府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真正形成服务型的政府，更多专注于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并大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五、适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速度，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

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制度的重大缺陷，在复苏阶段中，美国从刺激本国经济的角度出发多次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给全球经济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对其它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持续复苏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全球治理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而美元在长期来看又存在贬值趋势的情况下，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会蒙受很大损失，也会造成人民币的被动升值。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可以适当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速度，一方面可以降低外汇储备的规模，减少储备货币波动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通过加大与主要贸易国家和资源国家的人民币结算力度，减少贸易企业的汇率风险。当然，人民币的国际化还会大大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为构建一个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作好必要的准备。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就已经开始加快，主要步骤包括人民币贸易结算、人民币债券发行、允许清算行和代理行在银行内债券市场购买中国债券、允许香港银行发行人民币产品、拟批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如果有一天当更具市场导向性的利率和汇率逐步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如香港）确定之后，就可以反过来推进内地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只有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的国际化速度才可以更大幅度地加快，并努力成为一种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等一道构成更富弹性和竞争力的国际货币体系。

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告诉了我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非均衡是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倘若双方都能通过进一步的调整和改革实现经济转型：倘若中国能够通过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金融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和快速的城市化，倘若美国能够解决其国内的储蓄不足问题，能在世界产业大转移的背景下做大做强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实现产业升级，那么，在这些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就有望走向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