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引述了一个太平洋岛屿雅浦岛上的货币故事——当地人将打磨搬运回家的石头作为货币来进行价值度量和交换，即使是百年前运输过程中不慎沉入海底的石头也可以成为一个家庭财富的象征并得到整个社区的认可——多么愚蠢的人！

从我国的经济社会现实和主流思潮来看，这种愚不可及的行为简直是不可理喻的。沉入海底的石头如何便能像银行存款一样成为一个家庭财富的象征？如果你家里没有看得到的财货，想要跟我借钱、交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价值的实现，无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都必须以一定的不确定性为背景，任何价值的交换都可能存在交换价值无法实现的可能。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交易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构成单位，其实施要以契约的形式来完成。这种潜在的不确定性就表现为“违约”（default），因此在违约情形发生的时候如何来避免和减少损失就成为经济制度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石币之岛的案例是关于信用的社会契约很好的阐述，从博弈的角度来说，由于协商、监视成本较低，对缔约后果的预期相对明确，小规模群体达成稳定的群体契约的可能性要高于大群体。石币之岛并不能构成卢梭意义上的社会契约，现代社会的社会契约必须通过法制建设来构建和维持，社会成员越多，法制的规模效应也就越明显。雅浦岛村民通过风俗等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维持了信用货币的稳定，能够提供明确预期的条件是每个人都将诚信作为行为的优先选择；而在现代商品社会，尤其是在我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环境下，这种非正式规则的适用性就捉襟见肘了。市场经济秩序和法制体制的完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用来扩展交易范围从而拓展经济增长潜力的方式就是利用商品经济的自利性，通过简单的操作使预期明晰化以维持改革进程的稳定和经济增长。具体如何操作则需要根据具体的改革、发展路线和历史、现实情况来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源于对人口、资本、技术、制度等潜能的不断发掘，其中除了难以量化的制度外，资本始终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费尔南多·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给出了拉丁美洲贫穷的原因，财产由于产权不明晰无法为信用创造提供供给，实际上是由于过高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难以补偿的高额交易成本阻止了资本市场上的信用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我国进行的住房改革将城市住房确定为城市居民的私有财产，通过抵押使原来处于沉睡状态的实物资产在金融领域有了“对应物”，创造了信用，扩大了城市居民住房需求能级，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明确的产权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信用创造的基本条件，同时也为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民营企业增加了基于房地产和土地的抵押物，扩大了信用空间，在一个诚信缺失、契约精神不足的经济中，沉睡的实物资本的产权确定和抵押形式的发展，为中国民营经济寻找金融支持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阶段，中央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和增长点定位于“城镇化”，这对建设现代经济体是十分必要的选择。但与此同时，加快城镇化所需要的条件还远远没有具备，尤其是城乡二元户籍政策所伴随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问题。将农村人口简单带入或逼入城市并不能算作真正的城镇化，解决人口流动所伴随的住房、医疗、教育以及至关重要的就业问题是城镇化推进的必要条件。城乡二元经济长期以来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受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2004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繁荣所伴随的土地征收、出让等收益增值的分配对于农村人口来说也远远算不上公平，失地农民被城镇化后的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另一方面，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伴随着产业结构扭曲和投资的低效率，在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经济改革需要从结构上、体制上进行系统工程建设，而顺畅的改革必然要求社会稳定、经济的持续增长——解决投资动态非效率的条件之一是进一步的内需增长，尤其是消费能级的提升。简单的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拓展他们的预算边界一方面能够为“城镇化”提供润滑剂，另一方面也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周旋的空间。

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在于土地。上世纪50年代公社化运动之后农村土地变为集体所有，无偿取得的方式决定了集体土地的社保性质。1998年房地产改革以来，土地的开发带来了巨额的价值增长，实际上是将集体土地作为信用创造的抵押品进行资本化。现行土地开发模式使得经济利益大量积聚到少数人手中，农民享有的利益分成过少；长期来说，土地的开发是必要的，但开发模式必须将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明确到农民手中。事实上，明确的预期对于信用的创造以及其它类型的市场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只要能够提供明确的预期，土地确权并不一定意味着农村土地的私有。从现实来讲，土地如果实行私有化很可能造成土地的集中和农村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不仅不能推动城镇化和维持社会稳定，反而会造成社会环境的恶化。

农村土地确权和资产的资本化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所必需的，但这并不能改变经济体制改革的严峻形势。信用的扩张只是体制深化改革过程中的过渡要求，城乡二元经济的真正结束所需要的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法制秩序，明确的预期带来低廉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价值创造能力，明确和严格的法制是确保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