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再均衡：数量调整优于价格调整

经过30年的迅速发展，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迅速成长到2009年的2982.6亿美元，在从中获利匪浅的同时，双方的贸易摩擦也长期存在。而此次金融危机之后，中美经贸摩擦再度升级。2009年初，奥巴马在经济刺激方案中提出“购买美国货”；年中，美国政府向中国发起轮胎特保案；而2010年新年伊始，面临中期选举政治压力和失业率高居不下的难题，美国政府再次把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3月15日，130位国会议员联名要求财政部在4月15日将要推出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确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次日，国会民主党参议员舒默要求美国财政部点名汇率根本性失当的国家，并启动立法程序，再度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

与此同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措辞严厉地指责人民币低估阻碍了全球经济复苏，并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随后，美国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表示这是“非常糟糕的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也指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帮助美国实现重振经济的目标。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再度成为焦点。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低估的人民币汇率使中国的资本和储蓄输出政策得以转化为实际货物出口，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但是，人民币汇率究竟是不是全球贸易失衡的根源？我们认为，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内部经济结构的非均衡，而当中美这样的大经济体处于非均衡时，数量调整应该优于价格调整。熟悉西方宏观经济模型尤其是凯恩斯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都清楚，当一个处于严重的非均衡时，指望价格变量来出清市场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惟有数量调整，也就是结构调整才能使经济快速获得均衡。因此，我们必须分别对中美两国内部的非均衡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能找到解决当前两国经贸摩擦和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方法。

一.美国经济的非均衡问题

首先，国民储蓄不足是导致美国经济非均衡的重要原因。美国国内储蓄率长期处于低位，对外必然表现为大量的贸易逆差（S-I=净出口，严重的年份美国贸易逆差占其GDP6%）；同时，通过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创新来发展金融服务型经济，以求通过金融发展来弥补储蓄不足造成的经济非均衡。而在以美元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储蓄过度的亚洲新兴经济和石油生产国家将美元当成财富的象征长期积累起来，因此美国得以用印刷货币来平衡全球实体经济中的非均衡。这些美国经济体外的美元储备又需要寻找对应的金融资产来投资，这又为美国的金融创新提供了条件。这也是本次危机前美国资产泡沫形成的基础。

其次，美国经济中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在全球化加速发展背景下趋于严重。当今世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全球生产要素（劳动力除外）和产业大规模转移，在美国人均GDP已达4万美元的情况下，其中低端产业向中国等后发国家转移是必然趋势，而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则在于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包括像英国一样进行教育出口，这才是弥补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方法。因为美国具有一批世界本世纪上最好的大学和知识创新体系。但是，这次危机已经暴露了美国高端产业发展程度的不足：第一，就高科技产业来讲，无论在新能源、材料科学还是在生命科技等具有引领世界走出危机从而向当年IT产业那样推动世界开始一个新的长周期那样的创新没有出现；第二，美国高度发展金融产业没有为世界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服务。如果华尔街的金融是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用资本在生产中获得的收益来回报全球投资者，那么危机出现的概率可以大大下降；但事实是，美国只是通过虚拟金融产品的不断复杂化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同时，美国在技术贸易中一直采取严厉的出口限制：据统计，2003年前后，中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18%来自美国，而目前只有7%左右。如果美国能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的管制，中美贸易可能会得到更平衡的发展。

第三，劳动力结构的非均衡。美国是一个人均收入非常高的国家，但是其内部仍然存在大量的低端劳动者，他们无法很快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发生同步的升级，在经济增长速度不快的情况，他们也不可能很快转向服务业。在制造业转移的情况下，美国国内原本从事制造业的人员成为非技能劳动力（unskilled labor），占到美国总劳动人口一定比率。他们的再就业问题成为美国社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也是美国在近期不断向人民币施压的直接原因之一。在联合致信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的130多个议员中，有67%就是来自中西部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州，他们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解救美国制造业面临的危机和缓解失业压力。但事实是，制造业由美国转移出去、实现全球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必然趋势，人民币升值并不能阻挡这一进程。我们认为，美国的出路在于真正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并对这部分劳动力进行再培训，或者也可以像欧洲一样发展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不愿面对产业转移的现实和一味从他国寻找原因，并不能真正帮助美国解决失业问题。

第四，资本与劳动利益的非均衡。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背后是资本的全球运动，也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巨额利润的动力所之。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5年间，中国出口增长的62%来自在华外资企业进行的贸易转移，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美国。到2010年2月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到58362个，美方实际投入达到了628.2亿美元，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如果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不向外转移，或许在短期内能够缓解失业问题，但是美国跨国公司的资本利润必然大幅下降。美国国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在去年的轮胎特保案中就有所体现：由于在中国输美轮胎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制造商在华工厂生产或在华贴牌生产，特保案并不符合美国制造商的利益；但是由于当时轮胎工人正在进行劳资谈判，使得美国制造商面临强大压力。

所以，美国的长期贸易收支不平衡其实反映了其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倘若不解决美国国内的储蓄不足问题，不在世界产业大转移的背景下做大做强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实现产业升级，不对其非技术劳动力进行再培训——在这些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简单的人民币升值并无法帮助美国经济实现真正复苏。

二.中国经济的非均衡问题

首先，金融体系改革滞后、市场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不足。金融体制改革的落后、市场体系尤其是要素市场改革的落后以及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不足导致中国国内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国内有效投资，产业升级的能力很低，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投资美元资产仍然是中国的理性选择，这就导致了中国对美国的双顺差。但是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落后，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难以在短期得到很快的提升，国内消化储蓄的能力很低，如果盲目促进国内投资，则会导致投资的低效率和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无益。

其次，收入分配不平衡。当前，户籍与土地约束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和服务业严格的进入门槛则导致了巨大的行业差距，加上地区间的不平衡和产业结构的失衡——这些都导致了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从而使得内需提升存在严重的问题。

可见，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结构转型、扩大内需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通过简单的价格调整——汇率改变就能得到解决，而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进行结构调整来逐步实现改善。近期内，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有利形势，仍然存在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加上中国中东西地区间的巨大差异，都为中国经济复苏提供了空间。在此次危机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相信，随着要素市场改革的深入、劳动力的进一步自由流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政府的逐渐退出，中国经济会逐步走向以内需为主，而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也是全世界的福音。

三.人民币升值的时机选择

从上述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数量调整优于价格调整，但是我们也不反对中长期来看价格调整的必要性，尤其是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这是一场我们必须面对的改革或者绕不过去的改革。在通过严格的经济学和数据推算之前，对于人民币究竟是否被低估、究竟被低估多少的问题，我们还不能简单的得出结论。事实上，无论用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货币分析还是资产组合分析，都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即使用某种算法计算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修正限定条件就可以用相同的方式计算出人民币没有低估、甚至高估。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其币值的变动所涉及到的利益主题是多方面的，及其复杂的，很难用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来说明。比如美国国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得好处，这里我们就需要仔细区分美国的各类利益集团，因此美国政府最终对人民币汇率采取什么态度，是他们各利益集团政治博弈的结果。同样地，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来讲，也不是所有的产业和所有人都受损，也需要有一个各种利益的计算和比较。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汇率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时间选择问题或者说策略问题。由于人民币升值涉及到预期、全球性的投机活动和可能存在过度调整等问题，汇率何时调整、以怎样的幅度调整都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宏观经济的一系列波动。这其中尤其要引起注意的就是热钱与资产价格的关系。例如，2005年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就伴随着之后两年股市和房市的大涨，这其中就有汇率改革带来的全球热钱涌入中国进行投机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在国际政治强大压力形成明显从而预期明显和投机活动明显的情况下调整，而必须由中国根据本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慎重决定，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调整，否则不论对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强制中国进行人民币汇率升值，在中国产业调整准备不足，摧毁中国制造业；全球投机活动猖獗，导致中国资产严重泡沫化，形成当年日元升值之后的结局：中国经济一蹶不振，那么这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因为，2009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强健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都将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获得巨大利益。